所谓“三书”，是指本书集合了严耕望先生的《治史经验谈》、《治史答问》及《钱宾四先生与我》这三本小书。书中总结了先生如何与史学结缘、如何师从几位史学大家、自己如何做研究、如何处世等等。文字朴实，情真意切。
我对学者的认识始于张载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当时我方入中文系，第一次班会，同学们自我介绍。一位有家学渊源的同学以这“四为”做结尾，说到：“我要做这样的学者。”
今天，吟出这句话的同学已赴德国攻读西方哲学。每每提及此事，他只是慨一句“年少轻狂罢了”。孰不知，这句话对我的震撼。生命中，总是有些话，偶尔听到看到，便萦绕耳旁，挥之不去。就好像严耕望先生的人生际遇、治学之道与我的心灵所产生的共鸣。
我家所在地是商都朝歌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商人。我家祖上行医，近几代转作药行生意。虽然我是个女孩，但毕竟是第一个孙子辈，爷爷、外公家里都十分新鲜爱惜。双方老人为我制订了十分周详的培养计划——背诗、写字便成了我从三岁到六岁每天的功课。
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。但是对我来说，背诗是乐事，因为我总是背得又快又准；写字却是一个苦差事：坐在小板凳上，把一个“永”字描上一百遍。如果应付了事，还要罚写更多遍。后来，长辈告诉我，是看出我性格中的浮躁，特意让我“磨一磨”。玉不琢，不成器。古人说，玉有五德：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洁。这便是我名字的来历。不过直到今天，严耕望先生所提到的为学“八决”中的“恒”和“毅”，依旧是我的这块顽石上最大的瑕疵。
上学之后，家人还是希望培养我经商。无奈，我对数学直到十岁才开窍，在此之前，家人的耐性早就被磨光了，已经对我采取了放任政策。对我的期望，也从经商转向了从政。商人怕官，但是又想做官。所以，当我考上有“党校”之称的大学时，其毕业生60%以上的从政率着实让父母欣慰了许久。
我也不负众望，很快就成了各个学生社团里面的活跃人物，因为做学生领袖是从政的捷径。但是，在逶迤逢迎、觥筹交错之间，我却不快乐，就好像老子说的“纯白不备”“神生不定”，有时甚至觉得自己面目可憎。反而，每当我在图书馆，一纸在手，或吟或诵，且歌且咏，任自己思想天马行空，随意随兴，或而抚掌大笑，或而凝眉深思。书中深意，细细玩味，如曲径通幽，无桥无路之所却微现曙光，穷追探视，忽而豁然开朗，如醍醐灌顶，顿悟之时会心一笑。这方才是我的快乐！
然而，世人都晓读书好，但是读好书却不易。一次，教授要检查全班背诵《唐诗三百首》的情况。检查方法是：他翻书到哪一页，被抽到的人就要背出哪一篇，背不出则不及格。轮到我时，我闭上眼睛，冲刺似的将脑中存货脱口而出，终于完成任务，长吁一口气。我之后的一位男生，被抽中背诵李白的某诗，但是他说：“我不会背这首诗，因为我不喜欢。”全班顿时哗然。教授倒是开通，说：“那你就背诵你喜欢的。”“我喜欢李白的《月下独酌》。”于是，缓缓诵来，念出了诗中微醺的气质。听罢，教授感叹道：“此君得法。”这时，再回想我为了完成任务而背诗，不得其法，真是糟蹋了这些好文字！
读书怎样才能得法？例如严耕望先生书中的一句名言“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，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”，容易理解，却不容易做到。一方面，“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”也要得法。严耕望先生和胡适先生都曾经提出，读书要既博且专。容易胡适先生曾经把读书比作金字塔，像程颐所说的“譬如为九层之台，须大座脚使得。”做专门的学问，往往容易画地为牢，如此视野就不容易开阔。“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”，正如张载所说的“于不疑处有疑，方是进益”。
一本好书需要咀嚼，如老牛反刍般咀嚼，因为它永远新鲜。能读到这样的书，我感到非常庆幸。尽管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缺乏伟大的时代，我们还是能从像严耕望先生这样的学者身上学到很多。读《治史三书》，我能体会到朴实中的睿智，平淡中的喜乐。后人追忆严耕望先生，曾用“恬淡乃能自守，充实而有光辉”来概括其高风亮节。我这样总结本书的功效：浮躁时可以静心，惶惶时可以定心，意乱时可以净心，孤寂时可以暖心。
